朱颖女 1982年出生于崇明城桥镇,2008年东华大学外国语言学硕士毕业,第二专业工商管理。现任RYBO长域集团总裁,鸭窝沙实业创始人,前小桔创意农场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曾从事外企亚太区市场营销工作逾十年,国际性论坛及展会展出经验十余年。参与跨文化交流学术课题研究,发表SCI学术论文两篇。
少时只道花开妍 年长识得东风面
我出生在崇明城桥镇的友谊村,在知青下乡的年代里随母亲进入上海市东风农场。在一个5岁乡下孩子的眼里,当时的煤球炉、沼气灶和自来水是脱离土灶和水井而生的新科技。至于澡堂和公厕,那就是区别于乡土人家的集体生活最不可思议的发明了。我就在集体制的国营农场里长大,在规划齐整的岛上“乌托邦”生活,在东风农场职工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一年级至初三的义务教育。
1988年9月,母亲给了我一个紫红色的斜挎包,我懵懵懂懂地背着包进入了启蒙教育,扳着指头学算术,拿着蜡笔学绘画的学前阶段开始了。这一年,我6虚岁,学前班的班主任姓徐,年龄大约50多,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她是担任语文、数学、绘画、音乐等多门课的全科老师。我当时提早一年入学,总是比班级里的哥哥姐姐反应慢,还时不时地无视课堂秩序自顾自玩耍。于是,在她的坚持下,我读了两年学前班,一直待到正式入学的年龄才开始小学生涯。多年后回想起来,徐老师对我不拔苗助长的教学真是因材施教。
一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位长着娃娃脸,双眸灵动的女知青——朱美欣老师。我的拼音学习和口齿发音便是受她的影响。朱老师声音甜美,教学严格,一手板书很是工整。二年级时受她的鼓励,我写了一篇描写父母运输队宿舍里的土狗“阿花”的作文,居然成为当时年级里的范文。她喜欢朗诵,所以班级里挖掘出不少具有播音天赋的孩子,可惜我当时是个对舞台极度无知的学生,硬生生地能把一场互动十足的六一节活动主持成了死板的主持稿念诵会。
三年级更换班主任,走马上任的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男老师——龚忠。龚老师侧面长的像刘德华,平时也喜欢唱刘天王的歌,我们私下都戏称他是东风天王。龚老师上课幽默生动,课后喜欢和同学以及教研组成员开玩笑,很受学生们喜爱。和一二年级时候的朱老师不同,这位龚老师是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课后老师间交谈也常用崇明腔十足的沪语,引得不少知青同学暗笑。不过,这也不妨碍这位语文老师的才气发挥。记得当年有一阵反赌博宣传,全校各年级汇报演出,龚老师就自己编写了一段反赌博的快板,让我和同班同学俩人一起上镜演出。由于当时他不断让我们课后彩排,导致我直到现在都还能背诵全篇,只是快板已经忘却,遥想当年演出也打得不够顺溜。
五年级毕业班,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自幼重文轻理的我最难熬的就是这段岁月,以至于如今给自己孩子家教小学数学依然战战兢兢。数学老师只带了一年班,依稀记得她端庄理性,课下沪语,课上标准普通话,切换得准点又清晰。当时还有一位可爱的地理老师,上课诙谐生趣,崇明话纯正又顺口,叫卞一飞。他当年告诉我们,他当初的历史老师徐文青去世前教授了一句顺口溜:“唐宋元明清,死掉徐文青”。结果这一句打趣,成为我和同班同学记到现在的历史大纲。
五年级时,由于东风农场的二分校与总校并班,学生数一下子增加了,我的成绩排名自然也更靠后了。之前四年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所以延续了我的大队长标志,因此数学老师自然对我期望甚高。不想之后的学习中屡屡受挫,毕业前夕的某个中午,数学老师对着我的数学卷子叹了一口气,引得我更无地自容了。
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则是当时的年级组长,每次作文课,都会朗读我精心写就的习作。其中有一篇记叙文的主人公,我恰好在读一本当时私下传阅的言情小说,里面有个风尘女子名叫“露露”,便无意识地用在自己的作文里。结果老师读文章时,故意当着班级同学的面问我,这位“露露”原型是谁。我当时便下定决心,今后只翻经典,不滥读低俗小说。
1995年,我升入了初中部六年级。当时三分校的学生并入总校,就从两个班级扩展为三个班级。我就读于六三班,班主任还是一位数学老师——周亚兰。周老师的崇明口音很重,于我自然无碍,不少知青孩子就要适应一阵子。崇明的“蟹”发音与“啥”一样,于是,有一次中午,我跟着她一起吃午餐,她说“我吃啥,你也吃啥吧”。数学组的老师立刻笑开了:“今天带个学生吃饭就立马阔气了,一起吃蟹去。”
六年级第一学期的数学期末考,我提着一个红灯笼回家,偷偷让惊骇万分的父亲签了一个名,下定决心下学期洗心革面。数学底子既然不行,就只能笨鸟先飞。而这时老师的鼓励,和培养学生自信的方法就格外重要。我这一生,都特别感谢初一时候的刘明才老师,刘老师上课总爱口头禅地问同学反应:“阿对?”嘉定话口音听着像普通话里的“鸭蛋”,于是几届的同学私下都爱给刘老师取绰号是鸭蛋。
犹记得刘老师上几何课的时候,带着两根芦苇,折起来各代表两个侧边,然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随后直角就成了长方形。同桌的周海燕立刻对我耳语:看,刘老师上电视了。刘老师平易近人,口音诙谐。我从刘老师两年的教学里,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获得了鼓励与鞭策。初二那年,刘老师组织了一场数学竞赛,我凭借不眠不休地做一课一练几何题,得了第一名。公布名次的第二天,正好遇到六年级的周老师,在她的赞许里,我居然有了一股雪洗前耻的悲壮感。
初一到初三,我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张恩湧。张老师是地道的上海人,也有着针砭时弊的批判思维,他的课除了课内知识,课余表达的观点也很有文人风骨。当时正值1996年的改制,大量的下岗待业,以及农场变故,尤其是老校长溘然长逝,大有“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地树倒猢狲散之势。多年后想起张老师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殷切期望,才理解当年他所谓的“闲人练戆”是怎样的无奈和讽刺。
最为感谢张老师的,就是他向来对我的写作提高所给予的关照和鼓励。当年每次作文之后,张老师都会给出修改建议,模拟考的作文也不例外。尤其是最后一年中考前,作文这一大题,他都会额外对我的写作思路给出指正和建议。在毕业离开东风农场中学一年后,张老师还在中文自修的期刊上帮我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习作。当我在高中教室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学校名称被油印印刷,自己原创的文字居然能书面发表,惊喜与感恩之情令我顿时哽咽。不久后,我还收到了张老师托人送来的稿费,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挣钱,虽然一度想着给恩师一句发自肺腑的致谢,却始终不曾谋面而未果。
初中时代的英语老师岳江徽,是位北方大连南下调来的女大学生。直率实在,明知善辩。多年后我重读红楼梦,总觉得凤辣子和她有着异曲同工,南北呼应。她教学认真,心气高且要强,在她的教学启蒙下,我终身对英语保持着兴趣,也是我最终大学和硕士以此为业的发端。
东风农场初中三年里(1995-1998),我们一共换了三个校长,老校长黄学勤于1996年9月去世,我至今还记得黄耀章老师在主席台上念讣告时声泪俱下的情形。紧接着陆驾敏任校长,随即我初三毕业的前夕,1998年6月又换为张炜任校长。走马灯似的一校之长轮换似乎也预兆着东风学校的归途。
教学以外,黄老师还于我初一的时候,大约在1996年创办了一场全校型的美术作品展览。从初中教研楼到小学教研楼,将近四五个楼层,展出了在他美育通识教学下的成果。我观看了整个作品展,其中一幅维纳斯的素描画印象尤为深刻。当时我正在跟着黄老师学素描,打线打得很费劲,又枯燥,而且毫无成果,当天看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铅笔画,顿时怔在画前端详了大半天。
展览共包括2万多件由工艺美术劳技材料加工厂净利润所倡办的“东风学校工艺美术阵列室”。(在中学西大楼三楼西1一4联通教室内)。这成千上万的东风师生工艺美术、劳技制作、剪纸、绘画、书法、篆刻、彩球丶宫灯、织绣等原件与复制照片,还有二十多冊书刊、画集、奖状、荣誉证书等原件与复印件。
在黄老师的努力下,学校开办了"工艺美术劳技材料加工厂",进行了"工艺美术教育的探索与研究",编写了六部教材(剪纸、编织绣、素描、贴画、篆刻、彩球与宫灯)。
每年培养推选20多个选手参加区县、省市、全国与国际竞赛活动,获得了100多项奖项。每周在进校的新闻走廊里,大家争相观看的就是谁的作品又被黄老师投稿发表,并且获大奖了。
后来才了解到,学校办工厂开设劳技教学(信息科技、劳技),开办了跨班的兴趣班,(补课班与特色班),其中三组(工艺美术、素描绘画.书法篆刻)合为工艺美术劳技班(40多人),全由黄惠贤老师一人负责辅导。原本黄老师教初三数学,后教6-9年级9个班美术课与劳技(工艺)课,因学校4个美术老师胡福庆、李伟平、胥诚、朱暐英辞职调离,岳志达退休,学校无美育教师,黄老师便勇挑大梁,担任两年多这个兴趣班“素描绘画组"兼校“工艺美术兴趣班”的指导老师。以至于我们这四届同学回忆起美术,就同黄老师画上了等号。
多年之后,我已经入大学学习,在小区里居然偶遇了黄老师,再度谈起曾经的绘画学习,黄老师说我若不中途放弃,本可以再进步一些。
正是黄老师的坚持,这些美育课在东风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了美的种子,直到我们成家立业之后,依然可以开花,继续温暖和柔化我们的心灵与生活态度。也许,这也正是黄老师无心插柳或者高瞻远瞩的用意。
(2020年探望恩师黄惠贤老师)
2020年的疫情让无数反思生命的人,更加怀恋学生时代。我同三位同学如约看望了黄老师,从黄老师留存的照片里,我们还见到了久未逢面的众多启蒙老师。回望这小半生的年华里,多少孩子的光荣、期许和不舍都留在了这片已经成为废墟的校园里。
(2021年花博会期间探望东风农场老师)
上山下乡的时代已然过去,农场的诸多欣荣繁华,蓬勃热闹似这绵绵不绝的江风散于长江口;知青年代的少男少女已经老去,当年的踌躇满志、围海造田、造福一方的抱负也似这校旁的古松,垂暮年衰,盼得人归话当年;受教于此的我们,依然满目求知,满心朝气,满怀感激。即便少年不在,白首依旧笑东风。